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唐朝高僧义净法师具有极为重要的功绩。他与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被誉为“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他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佛经翻译家”。三大高僧在西行取经中所走的路径，法显是陆去海归，玄奘是陆去陆归，义净是海去海归，可以说义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者。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他是中国佛教史和翻译史上开辟一个新纪元的高僧，是中印文化的传播者，是中印人民友谊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脊梁”。
义净生于公元635年（贞观九年）齐州山茌（今山东济南长清），原名张文明，七岁跟随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学佛。他天资聪慧，深研佛学，十四岁时正式受戒出家。他曾经前往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长安游学，据说其亲眼见过玄奘，受玄奘西行取经的影响，萌发了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想法，“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义净十五岁时就志游西域，但到三十六岁仍未遂愿。公元671年，义净三十七岁时，在广州搭乘波斯商人的货船，开始了他西行求法的漫漫征途。二十天后，义净抵达室利佛逝国（即苏门答腊），在此停留六个多月研习梵文和佛教典籍。公元672年，义净得到室利佛逝国王的资助，航行十五天后抵达末罗瑜国（Melayu，苏门答腊岛北、马来西亚岛西南），停留两月后再度起航，抵达马来半岛吉打州的羯荼国，义净在这个佛教国度讲经四个月。公元672年12月，义净再度北行，航行十余天后，抵达裸人国（今安达曼海尼科巴群岛）。公元673年义净从裸人国出发历尽艰险，经过半个月的航程，于2月8日抵达印度东北海岸的耽摩立底国。义净在那里遇到了大乘灯法师，他们在一起学习了一年梵语，后一起前往中印度。义净一路遭遇道路艰险，身染疾患，山贼打劫等磨难。后在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驻学达十年之久，研习佛法、翻译佛经。公元685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在耽摩立底国登船，仍走原路到达室利佛逝，并在此停留四年，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公元695年夏天，六十一岁的义净回到洛阳，带回梵文佛经四百部、金刚座真容一铺以及佛舍利。自此，义净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闲暇之余也教授学生。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有九。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一部重要的僧人游学传记，记载了从玄奘归国后至691年的四十六年间，五十六位僧人西行求法取经的事迹，保存了南海和印度等地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丰富的历史资料。“它是一部僧传，但是却为研究唐代初年的中印关系、中印之间的交通、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历史，以及南海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而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其在印度和南海等地亲身见闻的录写，记录了佛教组织、戒律仪轨、寺院生活等，也涉及各地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地理交通等。“它是义净在游历印度和南海二十余年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当时印度和南海、中国佛教的状况的实际记录……因此，它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元七世纪的印度佛教僧伽内部的宗教生活状况提供了几乎是最多最详细的信息”。义净一生译经甚多,“前后翻经一百零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并敕编入一切经目”。义净回国后所著《梵语千字文》则是学习梵文的梵汉小辞典。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拓者的义净，在其二十四年的求法取经的坎坷道路上，不仅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义净的人生，以取经译经为主，虽然他的诗歌作品并不多，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见出其独特的行旅意识，那种执拗的追求色彩，那种怀揣理想执著前行的心态，那种充满信念一往无前的意志，呈现出义净行旅意识的崇高性。在《求法诗》中，他描述求法高僧艰难行旅中的坚定执著：“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在求法的历程中，虽然“去人成百归无十”，但是求法者却依然前赴后继。义净告诫世人：“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前途漫漫、艰难坎坷，求法者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必须对于求法的艰难有认识。在求法过程中，诸多僧人在异国他乡逝去，在《道希法师求法西域终于庵摩罗跋国后》中，义净在追悼道希法师的同时也极为赞赏其精神：“百苦忘劳独进影，四恩在念契流通。如何未尽传灯志，溘然于此遇途穷。”那种百苦忘劳的精神，那种未尽传灯志的追求，都令人唏嘘不已。
在义净的取经路上，一直怀揣着一种离愁别绪，尤其对于友朋的别情，常常在他的诗作中予以表达。《西域寺》中，义净触景生情发出感慨：“众美仍罗列，群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哪得不伤心。”伤感之情由然而生。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义净自广府西行，以《余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一诗，书写其深深的离愁别绪：“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虽然行旅万里，愁绪百结，但义净仍然一往无前：“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在《玄逵律师言离广府还望桂林去留怆然自述赠怀》中，义净写道：“标心之梵宇，运想入仙洲。婴痼乖同好，沈情阻若抽。”写出其与玄逵志趣相投、追求相似的境界，以及一朝离别，愁绪满怀：“叶落乍难聚，情离不可收。何日乘杯至，详观演法流。”友朋的离别，犹如叶落，离情难收。
在义净的诗作中，他常常生动描绘其所见之景色，也往往在寄情于景中沁出或浓或淡的愁绪。被誉为“宝塔诗”之祖的《一三五七九言》，以宝塔式的排列，抒发了羁旅者浓浓的思乡情怀：
游，
愁。
赤县远，
丹思抽。
鹫岭寒风驶，
龙河激水流。
既喜朝闻日复日，
不觉颓年秋更秋。
已毕耆山本愿诚难遇，
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
在该诗作中，义净将“游”与“愁”连在一起，写出远离故土思乡情浓的内心。在异国他乡的行旅中，他始终思念故土；在佛经的国度求经，他总渴望持经归国。在义净的杂言诗《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中，他描绘了与无行禅师游览鹫岭远眺乡关的情形：“曾于一时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既讫，遐眺乡关，无任殷忧，净乃聊述所怀云尔。”并作诗：“观化只山顶，流睇古王城。万载池犹洁，千年苑尚清。”他们“步陟平郊望，心游七海上”。由观景而生情，因远望而忆旧。义净回顾求法经历：“龙宫秘典海中探，石室真言山处仰。”描绘求法历程之艰辛：“沙河雪岭迷朝径，巨海鸿崖乱夜津。入万死，求一生。”描述求法的境界：“不徇今身乐，无祈后代荣。誓舍危躯追胜义，咸希毕契传灯情。”在东西南北的远眺中，义净天马行空驰骋遐思：“既睹如来迭衣石，复观天授迸余峨。伫灵镇梵岳，凝思遍生河。”就这样，义净在对鹫岭景色的瞻望中，回眸自我的求法历程，在执著坚定的信念中也沁出淡淡的愁绪：“回斯少福涧生津，共会龙华舍尘翳。”由景生情，情景交融，呈现出义净的游历人生与思想境界。
作为西行取经者的义净法师，其游历与一般的旅游不同，并非以游山玩水为主，而是以求法取经为目的。在义净的求法道路上，虽然历经磨难坎坷，但是矢志不移、初心不改。在义净的诗作中，怀揣理想的执著追求、告别友朋的离愁别绪、寄情于景的悲欣交集，形成其行旅意识的执拗与哀婉，也呈现出独特的悲壮风格。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义净在其西域取经的经历中，成为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见证了一千三百多年前中国与周边诸国的海上交通与交流，真实记录了唐代南海地区周边国家的地理与历史。义净高僧不仅对于中国的佛学、翻译学、史学、地理学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经历对于我们今天海上“一带一路”的建设也极具启示意义。
义净生于公元635年（贞观九年）齐州山茌（今山东济南长清），原名张文明，七岁跟随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学佛。他天资聪慧，深研佛学，十四岁时正式受戒出家。他曾经前往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长安游学，据说其亲眼见过玄奘，受玄奘西行取经的影响，萌发了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想法，“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义净十五岁时就志游西域，但到三十六岁仍未遂愿。公元671年，义净三十七岁时，在广州搭乘波斯商人的货船，开始了他西行求法的漫漫征途。二十天后，义净抵达室利佛逝国（即苏门答腊），在此停留六个多月研习梵文和佛教典籍。公元672年，义净得到室利佛逝国王的资助，航行十五天后抵达末罗瑜国（Melayu，苏门答腊岛北、马来西亚岛西南），停留两月后再度起航，抵达马来半岛吉打州的羯荼国，义净在这个佛教国度讲经四个月。公元672年12月，义净再度北行，航行十余天后，抵达裸人国（今安达曼海尼科巴群岛）。公元673年义净从裸人国出发历尽艰险，经过半个月的航程，于2月8日抵达印度东北海岸的耽摩立底国。义净在那里遇到了大乘灯法师，他们在一起学习了一年梵语，后一起前往中印度。义净一路遭遇道路艰险，身染疾患，山贼打劫等磨难。后在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驻学达十年之久，研习佛法、翻译佛经。公元685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在耽摩立底国登船，仍走原路到达室利佛逝，并在此停留四年，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公元695年夏天，六十一岁的义净回到洛阳，带回梵文佛经四百部、金刚座真容一铺以及佛舍利。自此，义净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闲暇之余也教授学生。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有九。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一部重要的僧人游学传记，记载了从玄奘归国后至691年的四十六年间，五十六位僧人西行求法取经的事迹，保存了南海和印度等地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丰富的历史资料。“它是一部僧传，但是却为研究唐代初年的中印关系、中印之间的交通、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历史，以及南海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而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其在印度和南海等地亲身见闻的录写，记录了佛教组织、戒律仪轨、寺院生活等，也涉及各地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地理交通等。“它是义净在游历印度和南海二十余年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当时印度和南海、中国佛教的状况的实际记录……因此，它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元七世纪的印度佛教僧伽内部的宗教生活状况提供了几乎是最多最详细的信息”。义净一生译经甚多,“前后翻经一百零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并敕编入一切经目”。义净回国后所著《梵语千字文》则是学习梵文的梵汉小辞典。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拓者的义净，在其二十四年的求法取经的坎坷道路上，不仅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义净的人生，以取经译经为主，虽然他的诗歌作品并不多，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见出其独特的行旅意识，那种执拗的追求色彩，那种怀揣理想执著前行的心态，那种充满信念一往无前的意志，呈现出义净行旅意识的崇高性。在《求法诗》中，他描述求法高僧艰难行旅中的坚定执著：“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在求法的历程中，虽然“去人成百归无十”，但是求法者却依然前赴后继。义净告诫世人：“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前途漫漫、艰难坎坷，求法者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必须对于求法的艰难有认识。在求法过程中，诸多僧人在异国他乡逝去，在《道希法师求法西域终于庵摩罗跋国后》中，义净在追悼道希法师的同时也极为赞赏其精神：“百苦忘劳独进影，四恩在念契流通。如何未尽传灯志，溘然于此遇途穷。”那种百苦忘劳的精神，那种未尽传灯志的追求，都令人唏嘘不已。
在义净的取经路上，一直怀揣着一种离愁别绪，尤其对于友朋的别情，常常在他的诗作中予以表达。《西域寺》中，义净触景生情发出感慨：“众美仍罗列，群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哪得不伤心。”伤感之情由然而生。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义净自广府西行，以《余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一诗，书写其深深的离愁别绪：“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虽然行旅万里，愁绪百结，但义净仍然一往无前：“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在《玄逵律师言离广府还望桂林去留怆然自述赠怀》中，义净写道：“标心之梵宇，运想入仙洲。婴痼乖同好，沈情阻若抽。”写出其与玄逵志趣相投、追求相似的境界，以及一朝离别，愁绪满怀：“叶落乍难聚，情离不可收。何日乘杯至，详观演法流。”友朋的离别，犹如叶落，离情难收。
在义净的诗作中，他常常生动描绘其所见之景色，也往往在寄情于景中沁出或浓或淡的愁绪。被誉为“宝塔诗”之祖的《一三五七九言》，以宝塔式的排列，抒发了羁旅者浓浓的思乡情怀：
游，
愁。
赤县远，
丹思抽。
鹫岭寒风驶，
龙河激水流。
既喜朝闻日复日，
不觉颓年秋更秋。
已毕耆山本愿诚难遇，
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
在该诗作中，义净将“游”与“愁”连在一起，写出远离故土思乡情浓的内心。在异国他乡的行旅中，他始终思念故土；在佛经的国度求经，他总渴望持经归国。在义净的杂言诗《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中，他描绘了与无行禅师游览鹫岭远眺乡关的情形：“曾于一时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既讫，遐眺乡关，无任殷忧，净乃聊述所怀云尔。”并作诗：“观化只山顶，流睇古王城。万载池犹洁，千年苑尚清。”他们“步陟平郊望，心游七海上”。由观景而生情，因远望而忆旧。义净回顾求法经历：“龙宫秘典海中探，石室真言山处仰。”描绘求法历程之艰辛：“沙河雪岭迷朝径，巨海鸿崖乱夜津。入万死，求一生。”描述求法的境界：“不徇今身乐，无祈后代荣。誓舍危躯追胜义，咸希毕契传灯情。”在东西南北的远眺中，义净天马行空驰骋遐思：“既睹如来迭衣石，复观天授迸余峨。伫灵镇梵岳，凝思遍生河。”就这样，义净在对鹫岭景色的瞻望中，回眸自我的求法历程，在执著坚定的信念中也沁出淡淡的愁绪：“回斯少福涧生津，共会龙华舍尘翳。”由景生情，情景交融，呈现出义净的游历人生与思想境界。
作为西行取经者的义净法师，其游历与一般的旅游不同，并非以游山玩水为主，而是以求法取经为目的。在义净的求法道路上，虽然历经磨难坎坷，但是矢志不移、初心不改。在义净的诗作中，怀揣理想的执著追求、告别友朋的离愁别绪、寄情于景的悲欣交集，形成其行旅意识的执拗与哀婉，也呈现出独特的悲壮风格。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义净在其西域取经的经历中，成为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见证了一千三百多年前中国与周边诸国的海上交通与交流，真实记录了唐代南海地区周边国家的地理与历史。义净高僧不仅对于中国的佛学、翻译学、史学、地理学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经历对于我们今天海上“一带一路”的建设也极具启示意义。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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